从经营品类划分，卖家可分为泛品卖家和精品卖家。其主要区别在于售卖商品的品类丰富度，精品模式下商家一般专注于一个或几个商品品类，追求品类深度，重视品牌打造；而泛品模式下商家则采用多品类布局，通过广铺货的方式更大范围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追求选品能力和经营效率。
一方面，对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境内主体（除个人外）要求其必需在外汇局办理相关信息登记后，方可进行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主体资格登记制度。另一方面，对支付机构的外汇业务经营资格、业务范围、外汇业务监督等方面参照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标准，建立跨境支付业务准入机制，对具备一定条件的支付机构，给予结售汇市场准入资格。外汇局可在一定范围内赋予支付机构部份代位监管职能，并建立银行与支付机构责任共担机制，形成多方监管、互为监督的监管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与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跨境电商合作交往较多。在“一带一路”等政策影响下，中国跨境电商再上新台阶，“丝路电商”合作不断深化，东南亚、南亚、拉美、东欧等新兴市场开始蓬勃发展。 more info
一是境内交易主体为法人机构的方式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主体应规定为法人机构，申报时间为发生跨境资金收付日，申报方式由法人机构主动到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申报；二是境内交易主体为个人的方式下,建议申报主体为支付机构，由其将当日办理的个人项下跨境外汇收支数据汇总后到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并留存交易清单等相关资料备查。
在上述利润压力中，虽然仍有商家把跨境电商定位成薄利多销“卷到底”型的生意，但更多人在讨论如何借助电商渠道，走出低价、树立品牌。“电商出海的终点不应该是极致的低价，而是品牌出海”。
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均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贸易。此类平台被中国政府归类为进出口实体，一旦企业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涉及跨境逃税，被处罚的将是平台，而非对应的企业。
跨境电子支付业务发生的外汇资金流动，必然涉及资金结售汇与收付汇。从支付业务发展情况看，中国跨境电子支付结算的方式主要有跨境支付购汇方式（含第三方购汇支付、境外电商接受人民币支付、通过国内银行购汇汇出等）、跨境收入结汇方式（含第三方收结汇、通过国内银行汇款,以结汇或个人名义拆分结汇流入、通过地下钱庄实现资金跨境收结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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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叙事中，修改关税是为了“弥补税收漏洞”：中国电商平台往往少报商品价值，而海关无法检查所有包裹，导致大量税务流失；这种现象引发本土电商和本土快时尚品牌的不满，认为这“加剧了不公平竞争”。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抑制“低价”战略的趋势，即海外国家不可能坐看中国低价包裹充斥他们的本地市场。
商家必须简化购物旅程，针对各个市场的购物偏好提供定制化的无缝购物体验，这样才能斩获跨境电商能够带来的利润回报。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线上购物，商家也要调整购物界面，提供与消费者所在国家类似的本地化购物体验。这些功能包括：使用当地货币查看价格和付款、接受本地独有及其他支付方式、自动进行税费计算并支持预付、提供物美价廉的送货和退货方式等。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跨境电商的繁荣发展，正是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低成本高效率制造业、先进数字化技术等诸多优势的集中展现，是我国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迈向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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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纺织服装交易中心和服装加工生产地。”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韶通说，在跨境电商等的驱动下，服装产业正朝着数字化、时尚化、品牌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有的商家甚至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选择不在线上进行销售。义乌小商品城一家做佛教文化饰品的品牌，其发起人刻意避免了使用跨境电商平台，而保留了传统的线下进出口贸易方式。“我的产品优势主要体现在设计和手感上，”她告诉澎湃研究所，“但是一拍成图片放网上，不仅客人不能感受到真宝石的质感，而且很快就会有同样设计但是更差材质的产品出现。”
四是鼓励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支付服务，主要用以解决支付服务配套环节比较薄弱的问题。